作者: TASAT

在永和社區大學識字班的課程中，除了識字課程，還有討論課程讓學員對生字有更深的印象。記得我們談到工作這個詞時，許多姊妹談到了他們以前的工作以及她們的感想，「我以前是老師，來到台灣之後，都不能做什麼事，好難過」－即使在越南成為老師，來到台灣每天只能待在家，不知道要去哪裡，也不能做相關的工作，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讓她們在生活上有苦難言。這是在永和社大識字班上課時姊妹說出的心聲，但是卻突顯了我們在面對移民時，沒有做好相關的配套措施，衍生出許多問題。

對於所謂的外籍新娘來說，語言能力限制了他們在台灣的生活、工作，並非所有的外籍新娘都是教育程度低，無工作能力，他們原來在母國可能是美容美髮師、護士、售貨員、公司主管、醫生、或是做小生意，到了台灣，昔日的工作能力卻因為語言的隔閡而無法展現。

聽一位姊妹分享他朋友的故事，他的朋友接受了完整的醫學教育，嫁到台灣之後卻不能工作，對於之前的努力學習有著無限的感慨，現在帶著孩子，心中常常有不平之氣，對於他的專業在台灣不被認同也抱著無可奈何的心情。

「我不太會說中文，並不表示我沒有受教育，也不代表我沒能力」目前許多教育單位將「外籍新娘」誤視為「失學人口」，而忽視她們在母國所受教育的事實，錯將她們的中文能力等同於學歷，在此情境下，有必要認證其中文能力，承認在母國受教育的事實，以平行方式認可學歷，並非進入小學取得台灣的小學學歷。

現在許多人的工作都是家庭主婦，對於帶孩子投注了許多心力，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好的成長。但是，對於他們的未來，大家也有著期待。

麗麗（化名）：「什麼都好，只要有工作就好」

月月（化名）：「我以後想當中文老師」

小雪（化名）：「我想到電腦公司上班」

大家對未來都有許多的期待，即使現在的狀況如此，我看到他們努力的學習，認真的在台灣生活，期待有一個幸福的家庭。這樣一群認真而美麗的女人，其實需要我們更友善的對待，而非惡意貶低或是看不起，姊妹們有一個笑話，常常別人會問：「你們那裡有沒有電視機？」姊妹們回答：「你們這裡吃白米飯嗎？」不管是好奇還是關心或是歧視，這樣的問話方式會讓人很不舒服，因為這個問題隱含了對他國文化的陌生以及歧視，姊妹們氣不過就想出了同等的問題來做反駁。只是相處的時候，需要如此的劍拔孥張，充滿緊張的關係嗎？其實大家可以相處的輕鬆一些，只要多一些尊重，我想對話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共同居住同一塊土地上，與我們一同背負著台灣的未來，面對這些與我們共同奮鬥、共同耕耘的姊妹們，她們也許是我們的鄰居、親戚、朋友、同事，她們的孩子是我們孩子的同學、朋友、未來的另一半，也或許是我們的律師、醫生、警察……等，一樣為了孩子的讀書問題煩惱著，除了文化上有差異之外，和我們並沒有不同，這是姊妹們常掛在嘴邊的話，因為她們遭受了太多不友善的對待。

在與「外籍新娘」一起學習的路途上，我們聽到了姊妹們心中的委屈與需求，長期關心這群姊妹的夏曉鵑教授，更因此建議「中文托福」設計，讓新移民有中文能力的認證管道，讓在母國所受的教育及能力得以展現，而非要她們去唸補校取得小學學歷，為目前我國所提出的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方式，提供實質而有效的建議，也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因為投入，所以比別人更了解。

作者：無從考查

      還沒入中華民國國籍的新移民女性，遇到很多的限制，例如：警察常要找麻煩；辦手機一定要先生代辦；辦信用卡也不可以；不能買房子，更無奈的是，如與家人發生衝突，而家人不肯幫新移民辦理延期居留的話，新移民就被遣返回國，被迫與子女分開，種種限制對新移民女性來說，使她們的跨國婚姻沒有任何自主權。

在台灣各地都可以看到新移民女性的努力，我們用心學語言、認識中文字，瞭解台灣的文化，慢慢適應台灣的婚姻生活，還幫夫家生兒育女、照顧公婆、打理家中大小事情。我們還投入勞動，賺錢養家，在沿海地區挖蚵仔、出海捕魚；在路邊小攤、雜貨店招呼客人、清理碗盤；在市場賣菜；種田；做建築工人…，我們在台灣不同的角落都會看到新移民女性的身影。

新移民女性嫁來台灣三年後，才開始有資格申請『身份證』，但必須過五個關卡，其中一關是要有財力證明，條件是伍百萬的不動產證明，或四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元的存款證明，或每月相當於最低工資兩倍的扣繳憑單證明，請問台灣一般家庭有多少能拿的出每月三萬多元的扣繳憑單？這些財力證明條件對新移民家庭來說根本沒有道德與人權。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生活三年以上，努力的工作，如果將我們在家幫夫家照顧兒女、公婆，打理家中大小事情，改請家庭幫傭、保母、清潔工，一個配偶可以替代掉每月7-8萬以上的勞動力，但是外籍配偶的『家務勞動』的付出從未被算入。

我們這些新移民女性努力照顧家庭、出外工作，到底哪一點「浪費國家資源」。內政部長說「為了保障你們」，叫我們新移民女性拿出財力證明，才可以拿身份證，會不會天真了一點？

作者：邱雅青（南洋台灣姐妹會執行祕書，泰國籍）

嫁到台灣的第一天，我很高興、也很害怕；我告訴自己不管發生什事情，我都會認命，沒想到，因為語言不通和婆家的人在相處上產生很多誤解，發生很多問題，那時候，我沒有朋友可以商量，不知道要怎麼辦，每天都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哭，日子過得很痛苦。

後來我就回娘家，我媽媽問我「他們對你不好嗎？」我說不是不好，他們都對我很好，但是他們講的話我聽不懂，老是覺得他們在嫌我不好，我心裡好難過。我在娘家住了三個月，每天都在想該麼做，才能了解台灣的文化，跟他們的家人好好相處。想了很久，我決定回台灣和先生一起生活，回來後心裡面還是很不安，時常想我要怎麼面對未來？

這時候婆婆怕我一個人在家太無聊，叫我去美容院上班，工作沒多久，我懷孕了，生了孩子後，要照顧小孩不方便出去工作，可是在家帶孩子的這段時間，又發生了很多事情，像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同『他們說我太年輕了，什麼都不會』，所以我們一天到晚為了如何教育孩子吵架。

還好，我有一位朋友，介紹我去永和社區大學外籍新娘識字班上課，在識字班，我學會了一些簡單的中文，了解一些台灣的風俗習慣，認識了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我好快樂，生活越來越有意義，讓我有信心繼續在台灣生活，第二學期我又參加了南洋姊妹會，在姊妹會裡的學習，我更了解台灣的社會、法律、親職教育的方法，最高興的是我認識了很好的老師，她給我很多意見，也告訴了我很多關於台灣人的想法及生活方式。

不過最近我和婆婆及先生的姊姊們，又因為發生誤會造成很大的衡突，我心裡又難過又擔心，不知道怎麼處理，只好找我的老師談，和她聊了很久以後，她問我「將來有什打算？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當時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回家想了好幾天，終於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我要好好的過日子，快快樂樂的生活。』最後要感謝老師們讓我有不斷的自我成長的幾會,我也希望其她姊妹能跟我一樣，可以走出角落、不孤單，(一個人的人生、自己要清楚要什麼不要活在過去、要往前走。

作者：邱雅青．泰國

今年（2012年）三月，南洋台灣姊妹會、婦女新知基金會等數個移民、性別、人權團體到立法院群賢樓外聚集，抗議兩位立委接連於立法院質詢時，在毫無根據的狀況下，以新移民為題，發表一連串不適宜的指控。女性立委認為，不少台灣男性娶外配為妻，對本地多數尚未婚嫁的「剩女」造成威脅，如果這一代非常好的母親人選因此被犧牲，對國家民族方面是很大的損失。另一位男性立委則認為，如果沒有政府的協助，新移民的第二代，就會是未來治安的隱憂。出面抗議的民間團體認為，這樣的言論不僅突顯立委們對新移民的偏見，其實也點出了現階段普遍台灣人對新移民的想法。

一直以來，台灣對新移民家庭，普遍存有娶外籍配偶的男性是因為其政經地位低，在台灣找不到婚配對象，遂到東南亞的落後國家找尋他的新娘，所以雙方的婚姻根本是低知識水準、低社會階級的結合，而其下一代更是會拉低台灣的人口素質。但事實上，在台灣，由於福利的缺乏，家庭照顧及下一代的生養承擔者主要還是落在女性身上，台灣女性選擇婚嫁對象時，在考量了各種社會物質交換的資源後，就使得台灣的農工階級單身男性在傳宗接代及家庭照顧的壓力下，只能來到相對低度發展的東南亞各國，尋找國際分工下底層階級的勞動女性作為婚配的對象。因此新移民姊妹來到台灣後，往往得在傳宗接代這件事情上，承受很重大的期待，在實務上，我們也可以發現，許多新移民姊妹們來台後不久就懷孕生產，擔負起身為母親的各項照顧責任。

弔詭的是，新移民女性會擔負起母職，是因為其性別生理上的自然特徵，並不是被認為有資格或能力成為母親，立委們連番的言論便可以證明，也難怪新移民女性要大喊「我不是生孩子的機器及傭人」。當台灣社會歌頌分攤家務與教養責任的新好男人時，卻責難新移民姊妹不會教小孩。除了性別不平等的因素外，還夾雜了更複雜的階級、種族上的歧視，甚至是政治上的各項操作。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日漸加劇的現今，台灣面臨各國的競爭威脅，台灣內部上下無不認為提昇國家競爭力是為刻不容緩的首要目標，而被污名為素質低劣的新移民家庭，尤其是新移民女性，便容易成為為轉移國力不彰事實的待罪羔羊。造成新移民女性因著其生理性別的因素必須扛起身為母親的各項責任，但她外在的新移民身份卻讓她無法依自己的想法或母國的教養方式來照顧小孩。於是我們常常聽到身邊的新移民姊妹說著類似的故事，也就是有責任、也有照顧事實，但卻無實質上的教養權利，而她們卻必須扛著這個責難。

這樣的邏輯觀念同時體現在我國的各項移民政策上。傳統認為，上嫁下娶是為台灣的婚嫁習俗，再加上我國國籍取得採取血統主義（2000年以前為父系血統主義，後在婦女團體的努力下改採為父母雙系血統主義），婚姻變成是低度發展國家女性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法，但在歧視及國力焦慮的因素下，台灣男性及東南亞女性的婚姻常沒來由地被認為是「假結婚、真打工」或是「假家暴、真居留」，對其婚姻百般查察，並對其在各項應得權利上的取得，設下重重障礙。以工作權為例，在謀職時，最重要的學歷這一項，常常因為新移民母國「學歷認證」申請程序繁雜，以及教育部是否願意認證，而受到限制。此外，雇主刻意忽視或對相關規定不清楚（婚姻移民只要取得居留證即可合法工作），要求新移民要有身份證才錄用，使得有些新移民謀職不易，只要有工作機會就趕緊把握，幸運有了工作，有時薪資與工作條件還是不如台灣同事，更別提偶爾在工作場合遇到的歧視狀況，為了有個餬口的機會，什麼都只好忍下來。

新移民面對的這種種問題，除了透過移民團體不斷的對現行法令提出修改及建議外，對於台灣人民的社會教育也不容忽視，東南亞相關多元文化的推動便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教育。

台灣自1990年後期，逐漸出現因工作或結婚而來自東南亞的移民、移工，但因為台灣的媒體向來對歐美日等霸權國家的文化傳播或報導更有興趣，使得台灣對於東南亞等經濟低度發展國家的所知有限，文化衝突時有耳聞，移民、移工的出現，使得多元文化的相關論述逐漸被重視。對新移民姊妹來說，藉著這幾年東南亞相關多元文化的推動，台灣民眾漸漸能將新移民女性視為台灣的一份子，也較能理解及包容不同文化撞擊下產生的衝突。尤其是2003年內政部成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作為推動婚姻移民輔導與照顧相關服務方案推動之基金後，移民團體便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舉辦各種所謂的多元文化活動。

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團體，節慶式的文化饗宴，貌似和樂地將站在社會天平兩端的不同族群放在一起，看起來是互相尊重，但其實天平並沒有因此改變它傾斜的方向及角度。要想真正的改變新移民各種在社會、經濟、文化上的弱勢處境，在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中，除了文化上的分享外，更要講出因著文化差異及歧視所造成的新移民女性生活現況。以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多元文化講師和南洋姊妹劇團為例，2009年在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晚會表演結束後，拿出海報，喊出「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學語言要鼓勵，不要給壓力」、「新台灣之子不是遲緩兒」、「廢除財力證明」、「族群平等，互相尊重」、「姊妹的夢想，台灣的希望」。新移民希望，當大家在享受多元文化下所呈現出來的美食、節慶活動的同時，也能多瞭解新移民女性在台的各項處境，更實際參與改善移民處境的各項活動，一個真正尊重多元，具有包容的友善社會，才有可能實現。

作者：鄭如棻（南洋台灣姊妹會課程委員會召委，現職國小教師）

出處：2012性平季刊投稿- 性別、人權與公民教育